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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暴力傷醫案
　　就在上個月，湖南中醫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發生的一起打醫辱醫事件鬧得沸沸揚揚。醫患之間為何長期陷入信任缺乏的惡性境地？不難發現，現實中“不鬧不賠、小鬧小賠、大鬧大賠”的醫鬧邏輯使本已傷痕纍纍的醫患關係更趨惡化。
　　醫界恐慌：醫護人員帶辣椒水、警棍上班
　　據長沙市公安局介紹，6月2日，一名患者因肺癌惡化，在湖南中醫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就在搶救期間及患者死亡後，其家屬認為醫護人員搶救措施不力，個別家屬情緒失控，當場推打值班醫生王某、護士譚某及保安付某。其中，家屬歐陽某強行將醫生王某拖至死者病床前，逼迫其向死者下跪數分鐘。
　　醫院副院長陳其華說，目前，醫院已經加強了安保力量，然而，儘管醫院門診大廳、住院樓均有保安巡邏，但“人人自危”的氛圍讓部分醫務人員仍感到不安。
　　“我在急診科上班，急診科最容易發生醫療糾紛。每天病人很多，由於床位不足，一些病人只能在走廊里治療，這讓病人很不滿。我怕有一天，有患者會對我動手。”醫院一位急診科大夫說。湖南某三甲醫院急診科護士也告訴記者：“我們現在上班都帶著辣椒水、防身棍，以防萬一。”
　　醫鬧思維催生“專業醫鬧”
　　半月談記者從湖南省衛生廳瞭解到，據不完全統計，湖南省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2011年至2012年度的醫療糾紛總數在4400起左右，賠償金額在1億元左右。
　　醫患關係形同水火，而相應的糾紛解決機制又很不完善。目前主要依賴醫患協商、行政調解、調解委員會調解、民事訴訟等途徑，而作為調解合法依據的醫學鑒定短則幾個月，長則一年半載，讓群眾難以接受。若要走司法程序，同樣要耗費大量時間和金錢。
　　在部分受訪群眾的觀念中，醫療糾紛主要由作為第三方的醫學會出具鑒定結論，鑒定結果有“偏向”醫院的嫌疑。所以，部分患者在處理醫療糾紛時，不願依靠專業的醫療事故調查和調解機制，而是雇用“專業醫鬧”。而醫院對醫鬧往往採取息事寧人的處理方式，強化了“只要鬧就能達到目的”的負向激勵。
　　事實上，醫療糾紛本屬於民事糾紛，應依法依規按照司法程序處理。而部分患者及家屬選擇去鬧，甚至雇用“專業醫鬧”，對醫生進行侮辱、毆打，使醫患糾紛上升到刑事案件。
　　一些醫生說，部分患者“不鬧不賠、小鬧小賠、大鬧大賠”的觀念造成了惡性循環，部分醫院和主管部門息事寧人以求“私了”的態度令醫務人員寒心，而一些傷醫辱醫行為往往因取證難不了了之，這些都在無形之中助長了醫鬧。
　　今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衛計委等五部門聯合發佈了《關於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明確對六類涉醫違法犯罪行為依法懲處。這一意見對嚴重的涉醫犯罪有了明確界定，有利於打擊擾亂醫院正常工作秩序、傷害醫院工作人員的醫鬧行為。
　　如何解決醫患糾紛
　　完善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置機制，能最大限度減少暴力傷醫事件的發生。一是從源頭預防醫療糾紛發生。湘雅醫院院長孫虹教授認為，醫療過程是一個高風險的過程，醫院必須讓患者及家屬瞭解醫療風險的客觀性。在譴責暴力傷醫事件的同時，醫院應註重提高醫療風險內容的公開程度。
　　孫虹建議，有條件的醫院可以引進律師，設立醫患溝通室和法律咨詢室，對高風險重大手術患者、採用新技術和新方法診療的患者、特殊藥物治療患者等進行特約談話告知，把患者的術前討論、手術指徵、手術方案等相關情況進行充分告知和溝通，專職律師則告知患者家屬享有的權利和應遵循的義務，談話過程全程錄音錄像。
　　據悉，2012年以來，湘雅醫院有完整記錄的高風險病例談話已累計進行762例，所有參與談話的病例溝通良好，未發生一起醫療糾紛。
　　二是由政府主導，建立、完善醫院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湖南省人民醫院副院長向華教授建議，應做好醫療糾紛引發的突發性、群體性事件預案，組織相關部門在重大醫療糾紛發生半小時內趕到現場，組成秩序維護、專家會診、事故鑒定、糾紛調處等工作組進行處置，將醫療糾紛就地快速化解。
　　三是完善第三方醫療糾紛調解制度。湖南省衛生廳醫政處處長高紀平建議，建立第三方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配備懂法律、熟悉政策、精通業務的專職人民調解員，聘任法律、醫學等專業人員組成專家庫，完善調解制度，獨立開展工作。(記者 帥才)
　　醫調委：化解醫療糾紛新探索
　　近年來，醫患矛盾糾紛大量出現，嚴重影響社會和諧。2009年1月，天津市在全國率先以省級政府令的形式頒佈了《天津市醫療糾紛處置辦法》，通過創新社會治理的方式，成立了第三方調解組織“天津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5年來，天津市醫調委共受理調解醫療糾紛2304件，調解成功率高達87.5%，協議履行率達100%，得到患者及其家屬和醫務人員的認可。
　　獨立地位消除暗箱操作，責任保險實現風險分擔
　　《天津市醫療糾紛處置辦法》要求索賠額在1萬元以上的醫療糾紛都要到醫調委或法院解決，並規定各級政府領導不得違反政府令干預醫療糾紛的處理，實現“行政不得干預、醫院嚴禁私了”的雙控雙保險。同時，對違反規定“私了”的醫療機構，設定黨政領導免職、機構降低等級、考核一票否決的三條高壓線。
　　“到衛生行政部門解決糾紛，患者會覺得這是老子和兒子的關係，形式上難顯公平。到法院去解決，成本又太高。這種情形下，醫調委無疑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天津市醫調委主任歐陽澍說，醫調委的調解員們隸屬於司法局管理，對於患者和醫院來說是純粹的“第三方”。同時，醫調委免費為醫患雙方調解，辦公經費完全由市財政支出，能避免患者擔心的暗箱操作。
　　此外，天津市還通過引入醫療責任保險實現醫療風險共擔。2009年以來，天津市在二級以上公立醫院全面推行醫療責任保險。
　　半月談記者瞭解到，承保公司按照“保本微利、共同分擔”原則開展醫療責任保險理賠業務，並承諾在調解或法院判決後10個工作日內將賠款劃入患方賬戶，以確保理賠及時到位，提高調解協議書的執行率。
　　目前，天津市有43家三級醫院和38家二級醫院參加醫療責任保險，參保醫院範圍不斷擴大，保險理賠及時到位。5年來，協議賠償執行率一直保持在100%，未發生一起因保險理賠引發的次生醫患矛盾。
　　天津市司法局基層處處長杜軍告訴半月談記者，除了政府購買服務、引入責任保險理賠機制之外，在未來可能還會引入社會組織資金。“我們這種完全由政府購買醫調委服務、保險與醫院共擔風險的模式，在其他面積較大、經濟欠發達的省份可能難以複製。引入社會組織比如慈善基金會來承擔部分費用，應該是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
　　“專業的人乾專業的事兒”
　　據瞭解，目前天津市醫調委22名專職人民調解員全部具有臨床醫學、藥學或法學等專業資質。另外，醫調委還專門聘請了239名高級職稱的醫學專家、司法鑒定人、律師和保險人員組成專家咨詢委員會。
　　“專業的人乾專業的事兒，醫療糾紛調解必須通過有多年醫療工作經驗的人進行，最好是一線大夫。”杜軍說，如果沒有臨床醫學知識，調解員很難通過患者的表述立即把握到事件的關鍵核心，這樣一來，調解工作也就無從做起。
　　醫療糾紛怎麼調？“摸清事實、分清責任、依法賠償。這是我們調解員的三步調解程序，也是我們的工作原則。”調解員李俊告訴記者，調解不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往往醫患雙方都不服，依法依據、合理合情是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成功的關鍵。
　　李俊給記者舉了個例子：患者尹某在某三甲醫院就診，術後死亡，家屬向院方索賠10.5萬元。經過調查核實，咨詢專家依據診療規範認定醫方應承擔30%責任，依法測算需要賠償20.5萬元。隨後與醫方多次溝通，醫方對調解結果表示認可，並簽署協議，使實際賠償高於索賠額。
　　“調解工作並不是把患方的要求往少了調，而是依法依據，該多少就多少。”天津醫調委業務指導部主任孫學歧表示，在醫療糾紛調解中，責任認定和賠償數額往往是醫患雙方爭議的焦點，也是調解工作的難點，尤其是“侵權責任法”施行以後，醫療損害侵權糾紛案件增多，患者及患方家屬索賠額攀升。為此，醫調委建章立制，始終堅持依法調解機制，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充分發揮了人民調解的防線作用。
　　“醫調委的工作不僅搭建了醫患雙方溝通協調平臺，還幫助醫療機構提高業務水平和職業素養，從源頭預防醫療糾紛的發生。”天津市衛生局黨委書記王賀勝說，每個月天津衛生系統都要舉行醫療糾紛案例分析會，對賠付超過萬元的病例逐一分析是否存在醫療缺陷。同時，獎優罰劣，將醫療糾紛處置情況與醫療機構管理、醫院等級評審掛鉤。
　　法律保障亟待解決，化解醫療糾紛仍需多方探索
　　“調解制度不是萬能的，我們仍然有百分之十幾的案子沒有調解成功。”歐陽澍對記者說，雖然大部分患者及家屬都能理性解決問題，但仍有少數人會選擇極端行為——也就是所謂“醫鬧”。
　　《天津市醫療糾紛處置辦法》實施後，衛生局、司法局、公安局、保監局、醫調委等部門建立聯席會制度並制定醫療糾紛應急處置預案，在“醫鬧”等惡性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就會趕到現場辦公，及時引導醫療糾紛進入調解程序。然而，目前在一些具體法律條文支持上仍存在不少空白點。
　　“現行的法律法規對醫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醫療行為規範標準、醫療損害的賠償標準，破壞正常醫療秩序和干擾醫療行為的具體處罰，以及保障醫學科學技術發展和臨床教學工作開展的一系列規定都不夠明確，由此導致鑒定和賠償結果不一致，影響患方依法維權的選擇。”王賀勝說。
　　此外，王賀勝認為，目前我國醫療風險分擔機制還不健全，人民群眾投保醫療意外險和商業醫療保險的意識還不夠到位。這些都客觀上加重了醫療糾紛化解的難度。“因病返貧、因病致貧重大疾病的社會綜合救助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包括民政救助、慈善救濟等。”
　　對於醫調委當前的工作情況，歐陽澍表示，他們面臨人員短缺、超負荷運轉的問題。“每位調解員手裡現在都積壓著二三十件糾紛案件。由於待遇問題，新調解員補充不上，有些優秀的調解員還被挖走，醫調委的人才隊伍亟須補充壯大。”(劉林)
（編輯：SN117）